霱公府是霱公府原清朝镇国公溥霱的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霱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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霱公府是霱公府原清朝镇国公溥霱的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霱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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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岳西县温泉镇聚焦项目,以钉钉子精神啃硬骨头、破难题,推动一批重点工程加速落地,为大别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8月15日,温泉镇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的智能温室内,传感器实时监测着土壤湿度与光照强度,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供给养分。这个占地200亩的“智慧农场”,年产优质蔬菜2000吨,产值超千万元,是该镇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缩影。
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近年来,该镇通过“党组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成功招引食用菌生产基地、番茄港、蓝莓产业园等现代农业项目。其中,总投资超5亿元的食用菌(褐菇)生产基地一期建设过半,预计年产蘑菇4700吨;占地350亩的番茄港项目正加速推进,年底将建成集种植、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目前,全镇已形成蔬菜、食用菌、精品果业三大特色产业链,带动200余户农户每年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
离开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来到该镇清澄文化旅游体验项目现场,只见现代化的综合教学楼已投入运营,园林式的校区布局与周边山水相映成趣。这个总投资超1亿元的项目是该镇近年来招商引资的重头戏。
项目落地之初,该镇主要负责人牵头组建服务专班,实行“项目管家”全流程代办。还试水“入股联营”模式,以“村集体用地+企业”的方式参与文旅项目建设。“入股联营”的做法,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消除了企业的用地顾虑,还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如今项目一期已建成10800平方米教学实训区,配套4000平方米综合楼,集教学培训、文化体验、旅游接待于一体,不仅成为岳西县职业教育的新标杆,更带动了解放村集体经济增收,吸纳村民就近务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学研”融合的新路径。
从智慧农业到文旅融合,近年来温泉镇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项目建设,构建多点发力、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如今该镇内,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乡村旅游景点游人如织,现代农业园区生机盎然。
“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重点项目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引擎,更是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连心桥。”温泉镇党委书记胡天南说,该镇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在建及续建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大别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镇域力量。(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彭先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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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与远征放置游戏卡牌游戏莉莉丝游戏剑与远征破碎之墟怎么打?平民用什么阵容比较容易通关破碎之墟?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整理带来剑与远征破碎之墟平民通关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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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位:138 金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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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位:138 紫+ 蝴蝶
四号位:138 紫 罗万(你没看错-_-" alt="剑与远征破碎之墟平民通关攻略"/>

《福建日报》2026年2月6日07版
在福建东北角的霞浦县沙江镇,有一座名为“黄瓜山”的独立小丘,海拔不足50米,草木葱茏,远看毫不起眼。村民世代在此耕作,谁也未承想,脚下这片寻常土地,竟埋藏着中国海洋文明最早的“心跳”——黄瓜山遗址。

黄瓜山看似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头,却埋藏着史前海洋文化遗址。 (资料图片)
2025年9月5日,福建省文物局正式公布第三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黄瓜山遗址赫然在列,成为闽东首个、宁德唯一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至此,这座沉默4000年的山丘,终于从学术层面走向公众视野。
海畔炊烟
四千年前的滨海日常
故事要从40多年前说起。那时,霞浦县沙江镇小马村村民在黄瓜山开荒种地,锄头一落,常挖出成堆的贝壳,有的层层叠叠,厚达1米有余。可这里是距离海边尚有1公里的独立山包,既无房舍遗迹,又非滩涂之地,为何会有如此巨量的海贝堆积?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

出土文物彩陶杯 (资料图片)
谜底直到1987年才被揭开。那年,全省文物普查深入闽东沿海,省考古队范雪春带队踏勘至此。当他俯身拾起一片夹杂在贝壳中的橙黄陶片时,一个想法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这并非自然堆积,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
198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省考古队对黄瓜山遗址进行首次科学发掘。考古队在距地表1米以下的土层中,发现了厚达10至120厘米的贝壳堆积层,其中混杂着磨制石锛、骨锥、兽骨与大量陶片。这些遗存清晰指向一个事实:这里曾是史前人类长期居住的生活区。他们将采自海湾的贝类带回驻地,煮食后弃壳于屋旁,日积月累,竟成“贝丘”。
“黄瓜山是闽东迄今发现最早、福建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也是福建沿海新石器文化序列中极为关键的一环。”霞浦县博物馆馆长雷谢清站在遗址高处,指向南面,“你看,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是东吾洋——闽东最大的内海湾,先民选址于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的确,站在黄瓜山顶,南望东吾洋碧波万顷,北有将军山苍翠连绵,东西两溪环流交汇,坐北朝南,阳光充足,沙质土壤雨后即干。这不正是史前先民眼中“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居所?
更妙的是,作为一座相对孤立的缓坡山丘,它既能避野兽侵袭,又便于瞭望与逃生。“这是典型的‘依山、傍水、面海’格局,体现了先民对滨海环境的深刻理解与主动适应。”雷谢清说。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天人共生的美好图景:4000年前,一群先民在缓坡山包临海而居,用木头搭建干栏式房屋,用石锛加工木材,以骨针缝制渔网;他们清晨下海撒网捕鱼、上山打猎,午后到海湾河口采拾贝壳,傍晚在灶坑中烹煮牡蛎;他们也爱美,懂得用泥质陶土做成陶器装食物,施以赭色陶衣,绘上雷纹与网格,甚至将兽骨打磨成漂亮的饰品,佩戴于颈腕之间……生活虽简,却食物充足、怡然自得。
2002年,为了深入研究闽台史前文化关系、南岛语族起源、古代航海术等课题,福建博物院联合美国夏威夷大学等对黄瓜山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根据发掘统计,黄瓜山居民至少采集27种海贝,其中以泥蚶和牡蛎为主,还发现了炭化的水稻谷粒,这是东南沿海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对于研究中国稻作植物传播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这说明黄瓜山先民已进入‘混合经济’阶段——以海洋采集为主,辅以初级农业与家畜饲养。”雷谢清解释道,“那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表明海洋仍是生存根基。”
学者将以黄瓜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命名为黄瓜山文化,距今4300—3500年,这是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北至浙江的瓯江流域,南达闽江下游流域的大陆及岛屿。学界普遍认为,黄瓜山文化代表了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海洋适应模式的成熟形态。它填补了闽江下游至浙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空白,也为理解“中国人如何走向海洋”提供了最早实证。2005年,黄瓜山贝丘遗址被列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彩陶渡海
海峡两岸的史前回响
如果说贝壳诉说的是生存,那么陶器则承载着审美、信仰,乃至跨越海峡的文化密码。
黄瓜山文化作为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考古学文化,不仅标志着闽东史前社会的成熟,更填补了闽江下游至浙南沿海先秦古文化序列的关键空白。在这段文明的尾声中,最耀眼的遗存莫过于那些绘满几何纹饰的彩陶——它们不是日常粗用的炊具,而是先民精神世界的外化,是4000年前写给大海与星辰的诗。
走进霞浦县博物馆展厅,一排排彩陶碎片静静陈列于柔光之下。它们残缺却不失华美,边缘虽碎,纹路却清晰如昨。这些陶片仿佛仍在翘首期盼:今人读懂那线条背后的心跳,听懂那点、线、面交织出的远古回响。

学生在参观遗址展厅。 (资料图片)
相较于早期的昙石山文化,黄瓜山文化的彩陶在纹饰方面有显著不同。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认为:“黄瓜山遗址文化特征鲜明,以其彩陶和黑衣几何纹饰最为显著。”
仔细观察这些陶片,不难发现,陶片上的纹饰以黑彩为主,遍布器表甚至口沿内侧,表现形式也更为丰富。一类是较为具象化的写实纹饰,如花草纹、漩涡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另一类则是抽象化的几何形纹饰,如三角加点纹、十字纹、斜线纹、云雷纹、折线三角纹、方格纹以及若干种几何纹饰相互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
引人注目的是,黄瓜山先民对抽象几何形式的偏爱远胜于具象描绘。这些美观而有韵律的点、线、面花纹,并非随意涂抹,而是经过精心规划,这不仅是工艺的进步,更是思维跃升的标志——他们开始用符号思考世界。
正因如此,福州闽侯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董平曾评价道:“这是福建史前彩陶文化的绝唱。”
这份“绝唱”,或许曾在海上回荡。
从黄瓜山遗址公园展厅复原的干栏式房屋模型可见,其少不了木作工序。既可建屋,自然也可造船。其实,这从自遗址出土的一些深海鱼类骨骼标本亦可推,当时利用舟船出海捕鱼应该已经成为黄瓜山先民的日常。
黄瓜山遗址出土的一件不起眼彩陶片,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它的纹饰由若干组组成,每一组有三或四个人形图案,前后有序地置于一条横线上,这画面像极了三至四人并排坐于船舟之上,身体前倾手臂前伸整齐划桨,极具动感,宛如一叶轻舟破浪前行,桨手们正奋力划向远方。
有学者据此推断,在黄瓜山文化时期,舟船不仅用于生产,还可能用于仪式或竞技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独木舟以及在此基础上制作成的舟船或成为连接海峡两岸的“史前桥梁”。先民们驾舟横渡台湾海峡,将陶器、石器与文化观念带往彼岸,开启两岸往来的先声。
更震撼的是,这些纹饰并非孤芳自赏,推断也非凭空想象。据考古材料表明,这一时期台湾西海岸也出现较为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台湾西海岸的芝山岩、凤鼻头、鹅銮鼻等同期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与黄瓜山文化几乎相同的彩陶和石器类型。“两地相隔300公里海路,却共享同一种文化语言,这绝非偶然。”范雪春说。
范雪春进一步阐释:“黄瓜山文化由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发展而来,一部分族群向内陆扩散,形成黄土仑文化,最终孕育闽越国;另一部分则选择扬帆渡海,抵达台湾,与当地先民融合,形成台湾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并成为南岛语族向外扩散的起点。”
诸多学者据此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彩陶均源于福建沿海。可以说,从昙石山到大帽山,再到黄瓜山,这条文化演进链,正是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研究闽台古文化渊源亦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比它们与台湾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可推断海峡两岸在4000多年前就存在交流或传承关系,也说明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密切相关。
古贝新生
让历史照进现实
历史的回响,终需在当代落地生根。这座承载着4000年海洋文明记忆的小丘,正以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将古老的“贝丘密码”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共鸣。
冬日的小马村,阳光洒在黄瓜山缓坡上。一群身着校服的少年蹲在模拟考古坑中,小心翼翼用小刷子拂去沙土,露出一枚枚仿制的泥蚶壳。“我挖到了三种贝壳!”八年级学生杨博岩兴奋地翻开笔记本,认真描摹下它们的轮廓,“文物发掘既辛苦又有意义,原来古人不是随便捡贝壳吃,而是有选择、有方法的——这就是先民的‘生存智慧’!”

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这是日前霞浦一中近800名学生在黄瓜山遗址公园开展的一场深度研学实践。在遗址山丘上,裸露的泥土层里夹杂着贝壳,无声讲述着史前先民的历史;开放的遗址展厅里,图文并茂的展陈还原了先民临海而居、采贝捕鱼、制陶建屋的生活图景;模拟考古坑里,学生体验了一把“挖掘宝藏”的乐趣,并记录绘制“文物”纹路;在互动区,陶泥塑形、贝壳手作等课程让学生“穿越”回新石器时代,亲手触摸文明的肌理。
目前,黄瓜山遗址公园已开放黄瓜山遗址展厅、研学基地,开展模拟考古、黄瓜山海错等形式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让人们多角度感受黄瓜山文化的独特韵味。自2024年10月运行至今,研学基地共开设考古探秘、化石手作、陶艺制作等10多种研学课程,接待服务中小学生、游客5000人次。
小马部落研学基地负责人董值根说:“我们将以遗址公园建设为核心,深挖黄瓜山文化核心内涵,完善课程体系,提升配套服务,让更多闽东少年在研中学、学中研,真正读懂这份海洋文明的基因。”
2025年9月,黄瓜山遗址上榜第三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一个月后,“湖畔会讲”学术沙龙在霞浦举行,主题正是“黄瓜山与东南海洋文化”。来自全国的考古学者、文保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让沉睡四千年的文明“活”起来?
答案,正在这片17.17公顷的土地上徐徐展开。
根据规划,黄瓜山考古遗址公园将依托贝丘遗址本体及周边古村落的山水格局,打造四大功能区:遗址景观展示区还原史前聚落原貌;生态田园科普体验区融合农耕与海洋知识;考古研学互动体验区激发青少年探索兴趣;综合服务区提供文化休闲支撑。项目已被列入宁德市“十五五”重点项目,定位为“闽东文明精神标识地、新石器时代末期福建海洋文化及闽台交流的典型案例”。

黄瓜山遗址出土的文物 (资料图片)
“没有文化基因,一个民族是无法长远的。”雷谢清说,“黄瓜山遗址的价值,在于证明我们早在4000年前就懂得与海共生——这份自信,必须传下去。”
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唤醒了沉睡的文化遗产,也激活了当地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小马村党支部书记张加惠站在村口,脸上难掩笑意:“以前村民守着‘宝贝’过日子却不知道,现在遗址公园成了‘金名片’,我们村也跟着沾光,村里多了讲解员、保洁员、餐饮服务岗,连水果采摘都搭上了文旅快车。”
更令人憧憬的是,未来G228旅游公路将延伸至小马村,古村落将与黄瓜山文化深度交融,而“半月里—黄瓜山—汐路桥—葛洪山”的旅游线路也正在筹划中。届时,游客们可以沿途漫步古村,参观遗址,尽览山海风光,在行走中全方位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和谐共鸣”。
所有热闹和憧憬背后,应当要有一份清醒的敬畏。“目前对黄瓜山文化的研究发现只是冰山一角,加强保护和深入研究是重中之重。只有深入发掘研究理清黄瓜山先民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过程,才能握紧那把解开福建史前文化与周边文化发展脉络的关键钥匙。”范雪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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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釉陶马 唐 三彩黑釉陶马 唐

铜车马二号车 秦

妇好墓玉马 商

铜奔马 东汉

皮影 骑马持“风调雨顺”灯笼仪仗侍女 清

寿山石雕 “马上封侯”章 清

肩水金关木板画《马厩图》 汉

竹马戏 金

琉璃将军飞马脊饰 明
◎王建南
展览: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等
展期:2026年1月30日起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元复始,春祺已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携“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于上月率先登场,拉开了全国各地文博机构以马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序幕。
嵌入历史记忆的马
马属动物的祖先是5800万年前的始祖马,逐步演化为魁梧高大的现代马。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马与人的关系是马由莽莽荒原步入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力。早在远古时期,马就被视为极具灵性的动物,是人类狩猎、迁徙的得力伙伴。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出土的马牙化石距今约4.5万年,是旧石器时代“猎马人”骁勇与智慧的见证。
当文明的火种在新石器时代点燃,马更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自古为六畜之首,作为农耕社会的主力军,始终活跃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中。从商周车辂、秦俑战阵到汉唐丝路、驿传通衢,它被铸入青铜、写进简牍,也被吟成诗词、绘进丹青。
早在商代,马已被纳入祭祀礼制体系之中,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马说明这一点。而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800余件随葬玉器中,一件珍藏于随身小盒内的青玉小马应是晋侯夫人的心头所好。
《后汉书》称马为“国之大用”;《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从商周时期的车马坑,到秦汉的骑兵俑,诉说着古人对马的珍视。
山西省太原市春秋时期赵卿墓车马坑中埋藏着墓主人晋阳古城创始人赵鞅的“战马天团”。经考古人员清点骨骸后,一共发现46匹高头壮硕的蒙古马。车马坑是当时礼乐文明的载体,更是晋国尊王攘夷、屏藩王室的实物见证。这一习俗从商代晚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之后才逐渐消失。
守卫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早已闻名天下。而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铜车马博物馆收藏的两乘铜车马更令人惊艳。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1969年秋天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铜车马队伍尽显汉代高级将领车马仪仗出行的赫赫威仪。在这支由99件车马仪仗铜俑组成的队列中有39匹铜马,其中一匹以飞驰的姿态脱颖而出。它就是马年文物展中的大主角铜奔马。只见它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回首惊顾的飞鸟上。奔马全身着力点就集于这一足之上,在体现超逸奔腾的同时又准确把握了力学平衡,充分展现出汉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精妙之处。经研究发现,古代工匠创造性地将铁芯嵌入马的支撑腿内,制成了“铁骨铜腿”,确保这惊世一踏的千年稳固。
西域多产良马,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乌孙马、大宛马,将它们与蒙古马进行杂交繁殖,并在祁连山脚下设置官营军马场,培育出著名的河西马。其中最有名的一匹已被塑成石像,伫立在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被称为“马踏匈奴”。它不仅是年仅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生涯的生动写照,更是大汉开拓精神的物化象征。
由此可见,马在汉代不仅是交通与战争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力量、疆域统摄与对外交流的象征。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重要孔道,东西方物资在此交汇。甘肃省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天驷——铜奔马特展”,以铜奔马为核心,串联起跨越千年的丝路文明记忆。
汉代以后,山西地区渐成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桥梁地带。马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一点在山西各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兵马俑中最能体现。马的造型也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与汉代的厚重不同,北朝陶马更强调结构张力与力量感。
毫无疑问,唐代是马的鼎盛时期。唐马造型雄浑饱满,体态肥硕健壮,肌肉线条清晰而富有张力。著名的“昭陵六骏”塑造了唐太宗最为珍视的六匹战马,把我们带回烽烟四起的隋末。与六骏相比,唐三彩马更强调一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感与装饰性。“黑釉马”为其中珍品,目前全国仅有两尊,本次国家博物馆展出一尊,另一尊保存在洛阳博物馆。宋元明清的马逐渐世俗化。
进入文献中的马
与考古发掘的马相对应的是古代文献中关于马的记载。“马,怒也,武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商代甲骨文中最早出现“马”字的写法,并伴有与马相关的记事。其中由《甲骨文合集》中编号为10405的这一片最为典型。它记录了商王武丁(妇好的丈夫)带儿子子央在打猎途中因追逐野牛致使马车撞山,武丁和王子从车上坠落的事。
古人对马的细致观察与重视集中体现在“相马术”中。相马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马之优劣高下,主要服务于挑选良马。我国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材料发现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视马”卜辞即带有相马之意。《吕氏春秋·观表》中有一段对相马术的小结,但没说明具体方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直到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六中才有具体相马术的记载。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中有一篇《胥马》,“胥”也是“相”的意思。全篇约1000字,对当时相马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辑录,包括若干相马原则与条例等内容。
佐证相马术的文物也陆续被发现,古人称之为马式,即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后汉书·马援传》中提到西汉时的相马专家东门京将制作的铜马式献给朝廷。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了一件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的鎏金铜马,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汉代的马式。其实前文提到的铜奔马也不排除是马式的可能。因此,山西博物院开年大展就叫“相马——马文物特展”,将“观展”转化为“相马”的趣味活动,从而了解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
古人将挑选良马与选拔人才等同看待,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稷的兴衰。清华简中有三篇先秦马政类文献《驯马》《驭术》《驭马之道》,属于古代“治马”的范畴。而在西北汉简中有更为细化的记载。比如对于马料,古人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涉及茭草的刈(yì)取、斫(zhuó)莝(cuò)、运输、贮存、看护、取用、调配、监管、出入、买卖等方面。说来有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初上天庭就是被安排担任弼马温一职,负责马匹的喂养。看似是神话小说的演绎,实则折射出古代对马匹健康状况的重视。
这类古代文献近年来多有发现。主要内容涉及马匹各类疾病的名称、症状、病理,以及相应的马药、方剂和医治方法等。而吴承恩创造的官衔“弼马温”有可能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弼马温”乃“避马瘟”之意。古人相信猴子可以保护马、牛、羊乃至骆驼等牲畜不得瘟疫。
从古至今,在与马有关的文献、文物及绘画中,常有猴子的存在。这就解释了1973年在肩水金关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出土的《马厩图》上的内容。这幅由三块木板拼成的简易墨笔画上,正中一匹马,背后上方树枝上挂着一只猴子。
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形象:骏马旁的柱子上攀援着一只猴子。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拴马桩柱头上雕刻猴子,正是它作为牲畜健康保护神观念的延续。这也解释了唐三彩骆驼的背上为什么会趴着猴子。当然,由于“猴”与“侯”谐音,与马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图景,成为激励士子、祝福前程的经典图式。国家博物馆此次就展出了一枚清代寿山石雕“马上封侯”章。
历代丹青中的马
说到中国人对马的喜爱,绝对离不开绘画中的马。马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视觉文化的重要母题。中国人画马的历史,可溯至文明初启。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阿拉善盟曼德拉山岩画,距今6000多年,已出现马的形象,与狩猎、放牧生活相连。
在敦煌壁画中,马的身影更是出现在《狩猎图》《骑马图》《征战图》《牵马图》《驯马图》等不同主题之中。《五百罗汉成佛记》最为流行,在不同时期均有绘制,最有名的一幅绘制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画中可见北朝时期的具装骑兵。唐咸通六年绘制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出行仪仗的威仪。敦煌壁画中的马,形式多样,或写实逼真,或变形夸张,或白描勾勒,或没骨设色,或融入装饰图案。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集中了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一部分精华。无论是北齐徐显秀墓,还是娄睿墓壁画、忻州九原岗墓葬壁画及朔州水泉梁壁画,马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反映了出行、狩猎、娱乐等当时北朝贵族的活动。
唐代墓葬壁画更是一个马背上辉煌时代的缩影。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骑马出行图》,42匹青、灰、白、红、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一派王公贵胄仪仗出行的煊赫气象。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道上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可从侧面窥见唐军马队出行的面貌。
因保存条件的限制,目前可见在绢上最早留下马形象的作品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图虽以人物为主,但画面中车马、奇兽、瑞鸟纷呈,马匹奔腾于山水之间,极富神话浪漫气息。至盛唐时期,宫廷画家张萱所绘《虢国夫人游春图》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贵族妇女郊游的排场,尽显宫廷御马的精致华丽。与这种“富贵相”形成对立的是战马形象。相传曹霸所绘《九马图》《赢马图》深得唐玄宗赏识,他的弟子韩幹最负盛名的《照夜白图》则描绘了唐玄宗心爱坐骑“照夜白”受困于木桩之缚,奋力挣扎、昂首嘶鸣的样子。由此,鞍马画已蔚为大观。
在后世继承者中,以北宋李公麟为最。他以白描鞍马形象独步于世。《五马图》以白描技法绘西域进贡五骏,略施淡彩。李公麟借助线条的单纯与洗练,将文人画素雅的追求推至高峰。此后的赵孟頫与任仁发为元代鞍马画的双冠,各领一代风神。各馆也尽量拿出馆藏鞍马画,以飨观众。
近现代画马名家辈出,当以徐悲鸿最具开创之功。他融西方解剖学于水墨写意之中,笔墨酣畅之际,不失马匹结构的精准与奔跑时的立体感与动感。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奔马形象,以此寓意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决心,将马的形象升华到民族觉醒与奋起的高度,由此与汉武帝的“马踏匈奴”和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形成了古与今的艺术对照与精神呼应,不愧为近现代画马第一人。
扎根于民间的中国马
马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喜爱,主要在于其深入民间的魅力与诸多寓意。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十二生肖陶俑出土于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墓。可以看出,在十二生肖中,午马排位第七,方位为正南,时辰代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古代民间关于生肖动物排列的说法众多,如从十二时辰与阴阳观念出发,将地支与肖兽配对,认为午时阳气鼎盛而阴气始萌。马驰骋奔跑,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被认为午的属相,即“午马”。在生肖文化中,马象征活力与进取,属马者兼具“乾卦”的刚健与“午火”的热情。
早在远古时代,马已步入神话与信仰的世界。古人创造出的翼马、龙马等形象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意象。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的翼马,肩生双翼,后半身化为鱼尾,融合了中西神话。
上层社会喜欢将马神化、高贵化,以体现自己的地位、身份。民间则更多地将马的形象落实在生活场景之中,嬉笑玩耍,无处不在。如金代“童趣赛马”砖雕上,童子们骑竹马激战正酣。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催生出丰富多元的休闲生活。其中,“打马”游戏风行于士大夫与知识女性之间。游戏所用的棋子叫做“打马格钱”,铸有骏马形象、历代名将或宝马名称。这是一种融合了棋盘策略、历史知识、文学素养与概率运气的智力活动,体现了宋人将历史典故和军事智慧融入日常娱乐的雅趣。
明代的琉璃将军飞马脊饰是屋檐上的建筑构件,起到“守护马”的作用,承载着镇宅辟邪、前程万里的美好寓意。清代皮影骑马仪仗侍女,分别持“风调雨顺”灯笼和“国泰民安”灯笼。借匠人巧思妙手,马从交通运输工具升格为文化载体,展现出民众的生活智慧、审美趣味与美好愿望。新春佳节之际,老百姓在门上张贴骏马题材的年画与剪纸,财神也是骑着马进入千家万户。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马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它跃然于生活中的各类器物之中,姿态各异,成为民间审美的代表,见证着人与马的情感联结,也永远象征着时代的蓬勃朝气、无坚不摧的力量与一往无前的文化自信。
" alt="从博物馆到美术馆 跃马扬鞭踏进马年"/>梅泽在博客中坦言,萌生毕业念头已是多年前的事:“一次次送别前辈、同期与后辈,凝视着她们耀眼的背影,我总在思索自己何时会做出这个选择。”她解释选择此刻毕业的原因:“能在组合近年来的重大转型期与珍贵的同期及后辈并肩作战,对我而言只有满满的幸福。如今看着后辈们日渐可靠的模样,感受到她们逐渐积累的自信与渴望,我决心在此刻毕业。”
关于毕业演唱会,梅泽坚定表示:“我将全力以赴透过演出展现我心中最爱的乃木坂风貌。必定倾注心血打造一场值得铭记的演唱会。”
梅泽美波1999年1月6日出生于神奈川县,2016年9月作为三期生加入乃木坂46,2023年2月正式就任组合第三代队长。其偶像生涯即将在东京巨蛋的舞台上迎来最终章。
" alt="乃木坂46队长梅泽美波宣布毕业 5月21日东京巨蛋举行最终演唱会"/>
三彩釉陶马 唐 三彩黑釉陶马 唐

铜车马二号车 秦

妇好墓玉马 商

铜奔马 东汉

皮影 骑马持“风调雨顺”灯笼仪仗侍女 清

寿山石雕 “马上封侯”章 清

肩水金关木板画《马厩图》 汉

竹马戏 金

琉璃将军飞马脊饰 明
◎王建南
展览: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等
展期:2026年1月30日起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元复始,春祺已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携“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于上月率先登场,拉开了全国各地文博机构以马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序幕。
嵌入历史记忆的马
马属动物的祖先是5800万年前的始祖马,逐步演化为魁梧高大的现代马。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马与人的关系是马由莽莽荒原步入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力。早在远古时期,马就被视为极具灵性的动物,是人类狩猎、迁徙的得力伙伴。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出土的马牙化石距今约4.5万年,是旧石器时代“猎马人”骁勇与智慧的见证。
当文明的火种在新石器时代点燃,马更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自古为六畜之首,作为农耕社会的主力军,始终活跃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中。从商周车辂、秦俑战阵到汉唐丝路、驿传通衢,它被铸入青铜、写进简牍,也被吟成诗词、绘进丹青。
早在商代,马已被纳入祭祀礼制体系之中,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马说明这一点。而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800余件随葬玉器中,一件珍藏于随身小盒内的青玉小马应是晋侯夫人的心头所好。
《后汉书》称马为“国之大用”;《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从商周时期的车马坑,到秦汉的骑兵俑,诉说着古人对马的珍视。
山西省太原市春秋时期赵卿墓车马坑中埋藏着墓主人晋阳古城创始人赵鞅的“战马天团”。经考古人员清点骨骸后,一共发现46匹高头壮硕的蒙古马。车马坑是当时礼乐文明的载体,更是晋国尊王攘夷、屏藩王室的实物见证。这一习俗从商代晚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之后才逐渐消失。
守卫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早已闻名天下。而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铜车马博物馆收藏的两乘铜车马更令人惊艳。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1969年秋天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铜车马队伍尽显汉代高级将领车马仪仗出行的赫赫威仪。在这支由99件车马仪仗铜俑组成的队列中有39匹铜马,其中一匹以飞驰的姿态脱颖而出。它就是马年文物展中的大主角铜奔马。只见它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回首惊顾的飞鸟上。奔马全身着力点就集于这一足之上,在体现超逸奔腾的同时又准确把握了力学平衡,充分展现出汉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精妙之处。经研究发现,古代工匠创造性地将铁芯嵌入马的支撑腿内,制成了“铁骨铜腿”,确保这惊世一踏的千年稳固。
西域多产良马,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乌孙马、大宛马,将它们与蒙古马进行杂交繁殖,并在祁连山脚下设置官营军马场,培育出著名的河西马。其中最有名的一匹已被塑成石像,伫立在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被称为“马踏匈奴”。它不仅是年仅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生涯的生动写照,更是大汉开拓精神的物化象征。
由此可见,马在汉代不仅是交通与战争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力量、疆域统摄与对外交流的象征。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重要孔道,东西方物资在此交汇。甘肃省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天驷——铜奔马特展”,以铜奔马为核心,串联起跨越千年的丝路文明记忆。
汉代以后,山西地区渐成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桥梁地带。马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一点在山西各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兵马俑中最能体现。马的造型也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与汉代的厚重不同,北朝陶马更强调结构张力与力量感。
毫无疑问,唐代是马的鼎盛时期。唐马造型雄浑饱满,体态肥硕健壮,肌肉线条清晰而富有张力。著名的“昭陵六骏”塑造了唐太宗最为珍视的六匹战马,把我们带回烽烟四起的隋末。与六骏相比,唐三彩马更强调一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感与装饰性。“黑釉马”为其中珍品,目前全国仅有两尊,本次国家博物馆展出一尊,另一尊保存在洛阳博物馆。宋元明清的马逐渐世俗化。
进入文献中的马
与考古发掘的马相对应的是古代文献中关于马的记载。“马,怒也,武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商代甲骨文中最早出现“马”字的写法,并伴有与马相关的记事。其中由《甲骨文合集》中编号为10405的这一片最为典型。它记录了商王武丁(妇好的丈夫)带儿子子央在打猎途中因追逐野牛致使马车撞山,武丁和王子从车上坠落的事。
古人对马的细致观察与重视集中体现在“相马术”中。相马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马之优劣高下,主要服务于挑选良马。我国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材料发现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视马”卜辞即带有相马之意。《吕氏春秋·观表》中有一段对相马术的小结,但没说明具体方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直到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六中才有具体相马术的记载。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中有一篇《胥马》,“胥”也是“相”的意思。全篇约1000字,对当时相马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辑录,包括若干相马原则与条例等内容。
佐证相马术的文物也陆续被发现,古人称之为马式,即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后汉书·马援传》中提到西汉时的相马专家东门京将制作的铜马式献给朝廷。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了一件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的鎏金铜马,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汉代的马式。其实前文提到的铜奔马也不排除是马式的可能。因此,山西博物院开年大展就叫“相马——马文物特展”,将“观展”转化为“相马”的趣味活动,从而了解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
古人将挑选良马与选拔人才等同看待,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稷的兴衰。清华简中有三篇先秦马政类文献《驯马》《驭术》《驭马之道》,属于古代“治马”的范畴。而在西北汉简中有更为细化的记载。比如对于马料,古人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涉及茭草的刈(yì)取、斫(zhuó)莝(cuò)、运输、贮存、看护、取用、调配、监管、出入、买卖等方面。说来有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初上天庭就是被安排担任弼马温一职,负责马匹的喂养。看似是神话小说的演绎,实则折射出古代对马匹健康状况的重视。
这类古代文献近年来多有发现。主要内容涉及马匹各类疾病的名称、症状、病理,以及相应的马药、方剂和医治方法等。而吴承恩创造的官衔“弼马温”有可能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弼马温”乃“避马瘟”之意。古人相信猴子可以保护马、牛、羊乃至骆驼等牲畜不得瘟疫。
从古至今,在与马有关的文献、文物及绘画中,常有猴子的存在。这就解释了1973年在肩水金关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出土的《马厩图》上的内容。这幅由三块木板拼成的简易墨笔画上,正中一匹马,背后上方树枝上挂着一只猴子。
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形象:骏马旁的柱子上攀援着一只猴子。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拴马桩柱头上雕刻猴子,正是它作为牲畜健康保护神观念的延续。这也解释了唐三彩骆驼的背上为什么会趴着猴子。当然,由于“猴”与“侯”谐音,与马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图景,成为激励士子、祝福前程的经典图式。国家博物馆此次就展出了一枚清代寿山石雕“马上封侯”章。
历代丹青中的马
说到中国人对马的喜爱,绝对离不开绘画中的马。马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视觉文化的重要母题。中国人画马的历史,可溯至文明初启。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阿拉善盟曼德拉山岩画,距今6000多年,已出现马的形象,与狩猎、放牧生活相连。
在敦煌壁画中,马的身影更是出现在《狩猎图》《骑马图》《征战图》《牵马图》《驯马图》等不同主题之中。《五百罗汉成佛记》最为流行,在不同时期均有绘制,最有名的一幅绘制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画中可见北朝时期的具装骑兵。唐咸通六年绘制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出行仪仗的威仪。敦煌壁画中的马,形式多样,或写实逼真,或变形夸张,或白描勾勒,或没骨设色,或融入装饰图案。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集中了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一部分精华。无论是北齐徐显秀墓,还是娄睿墓壁画、忻州九原岗墓葬壁画及朔州水泉梁壁画,马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反映了出行、狩猎、娱乐等当时北朝贵族的活动。
唐代墓葬壁画更是一个马背上辉煌时代的缩影。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骑马出行图》,42匹青、灰、白、红、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一派王公贵胄仪仗出行的煊赫气象。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道上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可从侧面窥见唐军马队出行的面貌。
因保存条件的限制,目前可见在绢上最早留下马形象的作品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图虽以人物为主,但画面中车马、奇兽、瑞鸟纷呈,马匹奔腾于山水之间,极富神话浪漫气息。至盛唐时期,宫廷画家张萱所绘《虢国夫人游春图》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贵族妇女郊游的排场,尽显宫廷御马的精致华丽。与这种“富贵相”形成对立的是战马形象。相传曹霸所绘《九马图》《赢马图》深得唐玄宗赏识,他的弟子韩幹最负盛名的《照夜白图》则描绘了唐玄宗心爱坐骑“照夜白”受困于木桩之缚,奋力挣扎、昂首嘶鸣的样子。由此,鞍马画已蔚为大观。
在后世继承者中,以北宋李公麟为最。他以白描鞍马形象独步于世。《五马图》以白描技法绘西域进贡五骏,略施淡彩。李公麟借助线条的单纯与洗练,将文人画素雅的追求推至高峰。此后的赵孟頫与任仁发为元代鞍马画的双冠,各领一代风神。各馆也尽量拿出馆藏鞍马画,以飨观众。
近现代画马名家辈出,当以徐悲鸿最具开创之功。他融西方解剖学于水墨写意之中,笔墨酣畅之际,不失马匹结构的精准与奔跑时的立体感与动感。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奔马形象,以此寓意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决心,将马的形象升华到民族觉醒与奋起的高度,由此与汉武帝的“马踏匈奴”和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形成了古与今的艺术对照与精神呼应,不愧为近现代画马第一人。
扎根于民间的中国马
马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喜爱,主要在于其深入民间的魅力与诸多寓意。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十二生肖陶俑出土于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墓。可以看出,在十二生肖中,午马排位第七,方位为正南,时辰代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古代民间关于生肖动物排列的说法众多,如从十二时辰与阴阳观念出发,将地支与肖兽配对,认为午时阳气鼎盛而阴气始萌。马驰骋奔跑,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被认为午的属相,即“午马”。在生肖文化中,马象征活力与进取,属马者兼具“乾卦”的刚健与“午火”的热情。
早在远古时代,马已步入神话与信仰的世界。古人创造出的翼马、龙马等形象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意象。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的翼马,肩生双翼,后半身化为鱼尾,融合了中西神话。
上层社会喜欢将马神化、高贵化,以体现自己的地位、身份。民间则更多地将马的形象落实在生活场景之中,嬉笑玩耍,无处不在。如金代“童趣赛马”砖雕上,童子们骑竹马激战正酣。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催生出丰富多元的休闲生活。其中,“打马”游戏风行于士大夫与知识女性之间。游戏所用的棋子叫做“打马格钱”,铸有骏马形象、历代名将或宝马名称。这是一种融合了棋盘策略、历史知识、文学素养与概率运气的智力活动,体现了宋人将历史典故和军事智慧融入日常娱乐的雅趣。
明代的琉璃将军飞马脊饰是屋檐上的建筑构件,起到“守护马”的作用,承载着镇宅辟邪、前程万里的美好寓意。清代皮影骑马仪仗侍女,分别持“风调雨顺”灯笼和“国泰民安”灯笼。借匠人巧思妙手,马从交通运输工具升格为文化载体,展现出民众的生活智慧、审美趣味与美好愿望。新春佳节之际,老百姓在门上张贴骏马题材的年画与剪纸,财神也是骑着马进入千家万户。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马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它跃然于生活中的各类器物之中,姿态各异,成为民间审美的代表,见证着人与马的情感联结,也永远象征着时代的蓬勃朝气、无坚不摧的力量与一往无前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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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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